好太王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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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太王碑是高句麗第十九代王—“國岡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”的墓碑。亦稱廣開土王碑，或廣開土王陵碑。
好太王碑建立于東晉安帝義熙十年（公元414年）。是用一整塊角礫凝灰巖稍加修鑿而成，略呈方柱形。這種石料多見于集安的良民和上下活龍一帶的鴨綠江邊。好太王碑高6.39米，幅面寬1.34~2.0米不等。高句麗工匠們修鑿成形以后，將它立起來，然后書寫、鐫刻。四面環刻漢字碑文，共44行，每行41字，除去行文及碑石缺損空刻，共1775個字。碑文為漢字，大小在9~10厘米左右，為方嚴厚重的隸書，也保留部分篆書和楷書，形成一種方方正正的書法風格，是我國書法由隸入楷的重要例證之一。
好太王碑文大體上分三段內容。
第一段記敘了高句麗建國的神話傳說：惟昔始祖，鄒牟王之創基也。出自北夫余，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。剖卵降世，生而有圣德。命駕，巡幸南下，路由夫余奄利大水。王臨津言曰：“我是皇天之子，母河伯女郎，鄒牟王。為我連葭浮龜”。應聲即為連葭浮龜，然后造渡。于沸流谷，忽本西，城山上而建都焉。
據此，多數學者認為高句麗始祖鄒牟王出自北夫余，（扶余是以現吉林市為中心的兩漢時期最強盛的東北少數民族政權）高句麗始祖由扶余南下至渾江流域的卒本川（現桓仁五女山城）創立了高句麗政權。
好太王名談德，是故國壤王的兒子。“生而雄偉，有倜儻之志”。公元391年，只有18歲的高安繼承王位。公元412年，昊天不吊，卅有九，宴駕棄國。”公元414年，即“甲寅年九月廿九日乙酉，遷就山陵。”謚號“國岡上廣開土境平安好太王”。
好太王在位22年，高句麗國家政治穩定，經濟繁榮，軍事力量強大。碑文記載，“庶寧其業，國富民殷，五谷豐熟”。為了紀念好太王一生的功業，銘刻守墓煙戶，立了這塊碑。
第二段以較大的篇幅，記錄了好太王一生東征西討，開拓疆土的戰事和軍事活動。
公元395年，王以碑麗不歸，躬率往討。
公元396年，王躬率水軍討伐殘國。
公元398年，教遣偏師觀帛慎土谷，因便抄得莫斯羅城，加太羅谷男女三百余人。
公元399年，百殘違誓，與倭和通，王巡下平穰。
公元400年，教遣步騎五萬，往救新羅。
公元404 年，倭不軌，侵入帶方界，王躬率征討。
公元407年，教遣步騎五萬，攻打百濟。斬煞蕩盡。
公元410年，王躬率大軍討東夫余。
碑文中主要是對百濟和倭的討伐戰爭，同時救援新羅。百濟和新羅是朝鮮半島南部，洛東江以西以東的兩個國家。倭則是日本列島上的古代國家。倭人多次渡海到朝鮮半島侵擾新羅、百濟，并與百濟聯兵向高句麗南部邊境進犯。因此，好太王親率大軍打敗倭寇，征服百濟，奪得百濟64座城，1400多個村子。
公元396年，好太王討百濟，退倭寇之戰，為出師有名，碑文刻下了原因，這就是有名的“辛卯年”條，在第一面第八行下部和第九行上部，百殘、新羅，舊是屬民，由來朝貢。而倭以辛卯年來渡，每破百殘、 新羅，以為臣民。
過去釋文中，大都將“每”釋作“海”。同時在斷句、解釋上也有較大的區別。至今國內外學者也有很大的分岐。
好太王的一生，攻城略地，表現了強大的武功，將碑文和有關文獻結合，可看出其戎馬生涯的全部。當然，碑文不記好太王失利之戰，并不是說從來未打過敗仗。另外，碑文中的“步騎五萬”，恐有夸大成分 。盡管如此，碑文中記載的史實，可信程度高，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。
第三段銘刻了好太王的守墓煙戶，國煙30，看煙300，共330家。國煙的身份比看煙的身份略高些，其比例關系為以一帶十，成為高句麗社會什伍制度的縮影。
同時，還鐫刻了好太王存時教言與守墓制度等，對于研究高句麗的社會生活及王族喪葬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。
清初康乾之世，長白山區被封禁二百多年。好太王碑被淡沒在荒煙漫草之中。清光緒三年（1877年），桓仁設縣，書啟關月山發現了好太王碑。百多年來，人們捶拓，考釋，研究，好太王碑在國際上已成為一種專門學科。不斷掀起研究的熱潮。
好太王碑是現存最早、文字最多的高句麗考古史料。好太王碑的發現，確認了自中世紀以來為世人遺忘的高句麗文明及中心之所在，在東北亞考古遺跡中占有重要地位。